巴士底圆柱与1830年七月革命——纪念碑与墓葬

巴士底圆柱与1830年七月革命
巴士底圆柱是1830年第二次革命的产物，首次革命则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查理十世（路易十六与路易十八之弟）试图通过1830年7月25日颁布的《圣克卢敕令》，以强硬手段压制自由派议员的热情，重建专制政权。作为回应，巴黎民众在三天的战斗中起义，史称“光荣三日”（1830年7月27、28、29日）。查理十世与王室成员随即出逃。经过一段穿越诺曼底的惊险历程后，国王及随从在1500余名支持者的护送下，于1830年8月16日在瑟堡军港登上“日不落”号（由迪蒙·迪尔维尔船长指挥）驶离。七月王朝自此开始。
自由派议员（多数为君主立宪派）接管了这场人民革命。最终，他们选择通过王朝更迭，建立更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奥尔良家族（查理十世的旁支）取代了波旁王室的嫡系。奥尔良公爵被拥立为“法兰西人的国王”而非“法兰西国王”，史称路易-菲利普一世。
七月圆柱的建造（1835—1840年）
七月圆柱直至1995年才被列为历史古迹。
但在此之前的1793年，为纪念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里宫，法国大革命政府在已被摧毁的巴士底狱原址修建了“再生喷泉”。1794年，断头台也曾在此搭建，并在三天内处决了75人（因附近居民强烈反对，后被迁至现名为民族广场的“推翻王座广场”）。
稍后，拿破仑一世计划在此建造一座巨型青铜大象，象身由圣马丁运河的水供给喷泉。他于1808年奠定基石，但因资金不足，工程被迫中断。后仅存的1:1石膏模型也逐渐损坏。
1830年七月革命一年后，路易-菲利普国王于1831年7月27日奠定新工程的基石。圆柱工程自1835年持续至1840年。
圆柱的地基与地下部分
圣马丁运河从七月圆柱下方穿过。支撑纪念碑的地基横跨河道。
运河两侧各有一座半圆形地下墓室，埋葬着1830年七月革命与1848年二月革命的700余名遇难者遗骸。
支撑圆柱的基座是纪念碑最古老的部分：它始建于第一帝国时期，原为拿破仑一世构想的大象喷泉而设计。在1830年代修建圆柱时，这部分砖石结构被完整保留。
基座由红色大理石圆形底座、镶嵌24枚奖章的方形中座，以及装饰着狮首的第三层组成。
两座平台的马赛克与铺面装饰精美，其几何图案仅从附近的歌剧院平台可见。
“七月圆柱”或巴士底广场圆柱
圆柱为青铜材质，总重179,500公斤。金属结构包括一个立方体基座、高23米的柱身，以及复合柱头。登顶需攀登240级台阶，圆柱总高51米。
青铜基座饰有狮子与四只公鸡的浮雕，维克多·雨果为此圆柱创作的诗歌亦镌刻其上。

纪念柱的柱身分为三层，刻有504名“光荣的七月”三日革命（1830年7月）遇难者的姓名，字体为青铜材质，并镶嵌金箔叶片。

柱身内部中空：一条狭窄的240级阶梯直通顶端。整个阶梯均为青铜铸造，保存状态极佳，堪称一项技术壮举。
柱顶的带翼天使
顶端那尊金光闪闪的天使雕像看似渺小，实则高近四米！这是雕塑家奥古斯特·杜蒙的作品。要欣赏其艺术之美，需前往卢浮宫博物馆，那里展出着一尊缩小一半的复制品。

这尊带翼天使象征自由，手持火炬与断裂的锁链。通常在共和主义象征中，自由多以女性形象示人，如德拉克洛瓦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但此处的设计者却是新王朝，力图摆脱共和精神。

1840年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柱的落成
1839年7月26日的法令将该柱定为纪念碑，以纪念1830年革命遇难者。其落成典礼恰逢“光荣的七月”十周年庆典。

1840年7月28日，法国政府举办盛大仪式，将1830年504名革命者的遗体迁葬至此。此前十年间，这些遗体一直埋葬于卢浮宫附近的“Infante花园”。
但与革命者一同长眠的，还有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运回的木乃伊——卢浮宫一度难以保存这些文物。在1840年迁葬的仓促之中，木乃伊（或一具木乃伊？）也被移至“七月柱”下，与1830年革命者同葬至今。

1848年第三次革命与1848年6月22日至26日的起义
路易-菲利普一世国王于1848年2月被逐下台并逃亡。这场革命共造成约500至600人死亡。其中196名遇难者的遗骸被安放在纪念柱下方的两个拱顶之一。

矛盾之处在于，1848年革命推翻路易-菲利普，但其遇难者遗骸却与1830年革命（“光荣的七月”）的遇难者同葬。那些为驱逐路易-菲利普而战的人，最终却为其登基加冕！

柱下设有两处地下室：

一边是503或504名“为捍卫公共自由而拿起武器并战斗”的1830年公民的墓穴，如铭牌所示；
另一边则是“为重建民主共和而牺牲，1848年2月22、23、24日”的196至200具遗体。

巴士底广场的纪念柱不仅是一座美丽的纪念碑，更是一座公墓！

这两座坟墓是在1910年塞纳河大洪水后重建的，那场洪水曾淹没了地下墓穴。
注意避免混淆
所谓的“1848年革命”（发生在2月）是针对国王路易-菲利普发动的。但鲜为人知的是，1848年6月22日至26日的骚乱仅限于巴黎。面对关闭为应对失业而设立的国民作坊的威胁，街垒遍布全城。新成立的第二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卡芬雅克将军的指挥下对起义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政府军方面约有1,600人死亡，其中包括1,000名士兵和国民自卫队队员。据估计，起义者的死亡人数在3,000至5,000之间，另有约1,500人被处决。约25,000人被逮捕，11,000人被判入狱或流放阿尔及利亚。
因此，这四天的骚乱比同年2月那场被称为“第三次革命”或“1848年革命”的起义更为血腥。这些遇难者均未葬于七月柱下。